钟振振、刘锋焘教授讲座总结

[ 作者: 佚名    出自:    发表时间: 2016-06-20   点击: 1380 ]

2016年6月6日晚上7:30南京大学钟振振教授和陕西师大刘锋焘教授在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教室和220教室分别举行了学术讲座。文新院2014级和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参加了听讲。

钟振振教授讲座的题目是《宋代“公务员考试”与文化精英治国》,他讲授的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上管理国家的人才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西周、东周实行贵族世袭制,国家管理人才的选拔凭借的不是能力和知识,而主要是血统。贵族垄断了文化,也垄断了管理国家的职位。

第二、从汉代一直到南北朝,中国的管理人才主要实行察举制。在这个历史阶段,国家的管理人才和官员由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推荐。能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放到最合理的岗位上,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

第三、从隋代开始,发明了法制的选拔人才制度——进士考试。唐人继承了这项制度,而到了宋代,这项制度才开始发扬光大并定型。所谓宋代的“公务员”考试,其实就是进士考试,也即官员选拔。

唐代以前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普及程度较低,隋朝开始有所提高,但唐代一般每年录取的进士最多几十人,是两位数,而且唐代读书人考中进士,虽有荣耀但并不直接受官,要做官还要经过吏部审查。吏部选拔不仅要看文化知识,还有一些其他条件。比如长相是不是相貌堂堂,身材够不够魁梧等等。这样的话,帅哥就有优先录取的可能,如果长得不好,就很少有希望能够脱颖而出了。

唐代进士考试并不怎么看重考场的考卷成绩,更多要看考生平时的文学创作成绩及考生的社会知名度。这种考场外的文化比拼叫做“行卷制度”,“卷”指卷子。考生在考试前几个月早早到达首都长安,把平时的得意之作用好的宣纸、规规矩矩的大字抄写出来,写完以后还要裱起来。这就是卷子。卷子要抄很多份,挨家挨户去派送,多是送给文坛上成名的人物。这些人一般都有社会职位,他们收到后会认真地看,好的卷子会出去帮你宣扬,而且到主考官那儿去推荐。所以说当时的唐代考场考卷只是一个参考分,相当的比重在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就要靠自己和文坛上的成名人物帮你推销。

这种制度有好有不好。虽然要全面看待一个人的整体素质,自然是连平时成绩一道来计算比较合理。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人治的因素过重,导致会有人走后门。我们今天考察唐代三百多年中的进士,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进士就是贵族子弟和官宦子弟。这说明在这样的考试中,出生寒微的读书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机会几乎不可能均等。

二、宋代对科举考试即文官选拔制度的改革

宋代进士考试做了重大改进,固定为三年一考,每次录取的人数为三位数,比唐代要多,且只要一考取立刻就提供官职。考试结果按成绩排名,尤其是前三名,将来是重要的培养对象,十年二十年以后可能就会做到部长、总理等级别。

唐代进士考试和宋代相比还有一个较大的区别。唐代的进士基本上由“教育部”——礼部来执行,皇帝是不过问的。但有一个弊端:凡是同一科考上的,不管年龄大小,每一年录取的人就相当于同年级,以后往往是拉帮结派。那一级的人被主考官作为门生,考生就是弟子,老师和弟子、弟子和弟子之间在将来的政治道路上会拉帮结派。到了宋代,皇帝发觉这一点后就改变做法了。礼部考完以后不是最后的结果,皇帝要干预,会亲自做主考官,叫殿试。最终名次由皇帝亲自决定。特别是名列前茅的考生,这些人相当于站在了电梯旁,今后对他们的任用提拔较快。而名次较后的考生,即使考上了,则相当于站在楼梯边,以后还是要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爬。

不管怎么说,宋代的进士考试,考中后做官的资格立刻就有。而且宋代的进士考出来的官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特别高。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大家都认同。

宋代的官员主要由进士组成,也有其他渠道。如果祖父、父亲做大官达到一定级别,国家也提供制度由“门荫”这条路进入官场,这就是官二代、三代。不过,这些人做官以后,在官场上都低人一等。

唐代的考卷是公开的,而宋代则把名字涂掉。这样还不保险,如果阅卷的考官认识考生的字迹怎么办。干脆就雇人把考生的考卷全部抄一遍,所以阅卷的考官看到的都不是考生的亲笔,评阅时能够相对做到只论文章不论人,做到客观公正。而且一旦开考,考官即刻隔绝与社会上的联系,断绝行贿的可能,保证公正性。

因此,宋代有较多普通的读书人考中进士进入官场,宋代统治比起宋以前来讲有很大的改观。贵族色彩越来越淡,平民色彩越来越浓。这对国家来讲是好事,只有上层和下层有渠道可以流通,才能保证一个国家把最优秀的人才提拔到比较高的管理地位,这个国家才有活力。如果永远只是大官的子弟做大官,平民百姓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国家高层,这个国家肯定是有问题的。

宋代这种进士考试制度为后来的封建王朝开了一个典范。宋以后一直到清末光绪时代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期内,中国的官员选拔主要通过进士考试来进行。这种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归功于北宋的赵匡胤。从他开始,相对来说比较信任读书人、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哪怕是言词很激烈的批评建议。他向往“文治”,希望建立一个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国家,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保证自己的王朝长治久安。他尊重那些有文化、讲道理的秀才,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之后的几代统治者一般也都比较重视知识,尊敬人才,对进士考试出生的文化精英有一种尊敬,宋代的文化精英治国离不开这个大前提。

三、宋代科举考试即文官选拔制度的利与弊

过去一谈到科举考试,很多人有这样一个错觉: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是一些书呆子,只会讲大道理,没有多少办事能力。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宋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一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考策论。“策”是测验考生对政策的意见和看法,“论”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另一方面是考文学才华。我认为文学才华也很重要,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智商的标尺,文学创作要求你有创新思维,有比较高的智商,智商高的人可以举一反三。总而言之,这种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一般来说是智商比较高、综合素质比较好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非常能干的人。

但这种考试考不出道德品质,这是一个缺点。宋代最大的奸臣秦桧就是考试的佼佼者,是礼部考试第一名;宋代最大的忠臣之一文天祥是殿试第一名。这两个人都是宋代进士考试中的一流人物,但人品却有天渊之别。

主持人向彪作了总结发言: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曾经实施了上千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文学创作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制度也于明末清初被来华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催生出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进而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官制度。因此可以说,钟先生今天所讲的话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钟振振教授用现代语言,以典型的事例,对宋代“公务员考试”与文化精英治国作了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宋代科举选官考试制度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知古是为了鉴今。近年来,我国也已经实行了公务员选拔制度,我们重温中国古代的官员(即公务员)选拔制度,对于我们探索和思考今天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刘锋焘教授讲座的题目是《从李煜到苏轼——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他的讲座从三个主要方面阐发了“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第一,李煜是这一转变的发起者。刘教授结合李煜的作品及其身世,以具体作品为例,生动地讲述了他的词作前后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总结这种变化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第二,北宋前六十年词作创作不繁荣,士大夫之词的偶然出现,如范仲淹的《渔家傲》,欧阳修的《朝中措》等,北宋词的创作不繁荣原因主要是宋代建国不久,文人主要精力在国家大事,这些内容主要在诗文中来表达,而词仍然是表现个人情感生活为主,并不那么重要。

第三,苏轼完成了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转变。介绍了苏轼的身世,和他的无事不可以用词来抒写的才能。总结了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在词学史上的意义

刘锋焘教授的讲座重点突出,讲授生动,分析深透,会场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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